1、地利--成功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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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是商业成就的必要条件，地理要素决定了事业的半径与天花板。
阿里巴巴在杭州、腾讯在深圳、携程在上海、央视在北京，均有其地理的必然性-- 因为这些城市与企业的核心业务高度匹配，分别是商业、创新、服务和政治资源的制高点。
历史上的著名商帮，譬如晋商、徽商和广州十三行，其崛起和辉煌都离不开地利这一必要条件 -- "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以及执掌怡和洋行的中国前首富伍秉鉴，他们将地理优势和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巧妙结合，充分利用价格、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进行信用套利；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旦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比如允许多口通商，或重组钱庄、盐引行业)，其比较优势会迅速陨落。
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可以选择地方-- 如果你能生活在13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或19世纪的伦敦，你会很幸运；相较于其它地方，这些城市既是交通枢纽，又是贸易中心、文化中心，你能享受到的不仅有各国产品、还有丰富的商机和多样性的文化。全球市场有网络效应，买家、卖家互相吸引，如同滚雪球，而货币、语言和文化也同样有网络效应，造成赢家多吃，会进一步巩固这些商业中心的领袖地位，使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难以被超越、更难被取代。在这些地区寻求生意机会，相对容易；而离开这些地方另谋商业发展，则难度要大得多。
一个地方，一旦具有独特的资源，就能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中东的石油、巴黎的奢侈品、美国的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海南的旅游、澳门的赌彩和香港的金融业，均已成为地方品牌、地缘特色。人们的事业如能结合本地优势，就可能产生放大效应，事半而功倍。譬如，想从事风险投资，应该去硅谷，而想要拍电影，该去好莱坞；如果一定要反其道行之，则有可能既在硅谷拍不成电影，又在好莱坞做不好投资。
地理要素决定了事业的半径和天花板 -- 东南亚、非洲的经济分别是中国的20%，而拉丁美洲经济则约是中国的四分之一；那里人口结构年轻化，消费市场有很多增长空间，但想在那里创造出阿里巴巴或腾讯级别的超级独角兽，恐怕是天方夜谭，因为其经济体量(一定程度上也是地理限制)决定了创业的天花板，这也是不少"出海"创业、投资的朋友无法获得理想结果的重要原因。
据我们估算，过去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约七成来自一个国家-- 美国；不夸张地说，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占了全球约30%的贸易顺差，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贸易逆差，在世界贸易里，中美是一对难以割舍的伙伴。中、美又是全球增长的两个火车头 -- 两国占了全球经济近40%，并在过去10年里贡献了世界近一半的增长、以及超过七成的科技独角兽；不幸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已开启了冲突模式，无论结果如何，一定会冲击全球经济和政治生态；我们如何做好地理的选择，来对冲这一"灰犀牛"的风险? 相信在很长时间里，这都会是我们人生规划的重要考量。
在中国的版图上，东西移动相对容易 -- 在同一个纬度，气候相似；而南北移动，因为要经历不同纬度，气候差异很大，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从东北搬迁到海南岛。历史上，大运河整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在隋之民不胜其苦，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使中国的人流、物流从原来依托黄河、长江而进行的东西移动，变成了依托京杭大运河的南北移动。到了近代，从西向东移动，代表内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迁徙，从封闭转向开放；而从北向南移动，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比如大量原东北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迁徙到了海南岛从事服务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无论东西、还是南北，每一次迁移，不仅会带来新的天然环境、不同的人文氛围，甚至会重启你的人生轨迹。
地理环境蕴含着需求，也代表着事业发展的方向-- 如果仅看中国前十大城市，其GDP总额占全球第八，总人口为全球第五，这本身已是一个足够大的中高端市场，有足够的空间在某些垂直领域里创造出超级独角兽。此外，国际上把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称为"超级城市"-- 美国仅有三个"超级城市"，而中国却有超过180多个! 每个"超级城市"都是一个人口中心(population center)，都有衣食住行、吃喝快乐的巨大需求，都是创业和投资的潜在机会。
地理会催化人生的转型，有时看似恶劣的环境，却可能是"化妆的祝福" -- 譬如王阳明得道的龙场、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流放苏东坡的黄州(现湖北黄冈)，当时自然环境都相当艰苦，但却帮助规避了外界风险，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小环境，为事业飞跃争取到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因而成就了一代豪杰和大师。
选择一个地方发展，要适合你的特长、热爱、脾气、秉性、和人生目标，最合适的环境，往往能让人生活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如同好的爱情，不需互相迁就、也不必彼此改变，但却能天长地久。如果你的生活理念和所处环境相匹配，每一天都会是享受；如果两者不匹配，那每一天都会有冲突和挣扎。譬如，奥马哈是股神巴菲特居住的四线小城，远离资本市场的噪音和浮华世界的攀比，使巴菲特规避了媒体的关注和无效的社交，生活稳定度极高、变化极小，非常适合长线价值投资；而纽约华尔街因为信息快捷、网络发达，比较适宜银行和券商业务，美国大投行的总部和大量以短期套利为主的对冲基金都在那里；硅谷则是风险投资的中心 -- 去年市场高峰时，在硅谷不到15英里的半径里，其拥有的科技公司总市值居然超过了八万亿美金，令人叹为观止。正如不同场地，适合不同运动，如果让巴菲特搬到硅谷、或硅谷的风险投资家迁移到奥马哈，就如同让顶级的高尔夫选手和网球冠军互换场地，对各自的专长是个错配，对他们的事业也适得其反。
2、地利--幸福之锚
不夸张的说，无论是资源丰富的大都市，还是温馨舒适的小城之春，地理的选择，既塑造你的生活方式，也会成就你的幸福感。
在中国更换地理位置，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相当高，包括户口、组织关系和人情网络，需要大量精力重新替换；并且加上中国的地方文化、方言乃至饮食相差极大，需不断调整才能适应，正如《晏子使楚》里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中国人多，竞争相对稀少的资源，就会形成"内卷"，而中国的资源多向大都市倾斜-- 譬如全国名列前茅的985高校有39所，211高校有115所。按照2022年985大学的录取率，除了北京(7%)、上海(6.9%)、和天津(6.1%)三大直辖市的录取率超过5%，全国平均录取率仅2.1%，有98%的学生会被淘汰；2022年，北京211大学录取率高达14.0%，全国第一，上海为第二(13.6%)，而全国考生的录取比例仅5%，广东尽管经济体量全国领先，但其录取率却在全国垫底，仅有2.7%! 另一方面，医疗资源的差距也相当明显 --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占全国5.9%，而三甲医院数量却占了全国的15.6%；相比之下，河南、河北作为大省(占全国人口的12.2%)，但其拥有的三甲医院仅为全国的7.2%，如果按每百万人拥有三甲医院的密度来比较，四大一线城市是其4~5倍! 这些优越的医疗和教育设施，会帮助大都市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优质人才落户(比如每三个上海的常住人口中，有一个来自于外地)，带来更多高端企业的入驻，因而促进了本地的消费、投资和财政收入，从而使当地有更多资源来投资医疗、教育等设施 -- 环环相扣，形成正向的飞轮(flying wheel)效应。
要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兴旺，人才的净流入往往是个领先指标-- 维也纳成为古典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斯特劳斯父子、和肖邦如璀璨群星一样点缀过那里，维也纳爱乐在金色大厅举办的新年音乐会，成为每年全球音乐界的华丽亮点；现代绘画(譬如印象派)诞生在巴黎，吸引了毕加索、莫奈、高更、夏加尔和马蒂斯等一大批先锋艺术家(avant-garde)，中国的现代大师们 -- 如徐悲鸿、林凤眠、吴冠中、常玉和赵无极，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融汇中西，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而佛罗伦萨孕育了文艺复兴，"三巨头"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等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杰作，催化了文艺复兴，改变了欧洲、甚至世界的轨迹。地利凝聚人和，而人往高处走，人才辈出是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指标。
除了人才以外，资金流向是甄别地利的另一个显性标识-- 资本先生仿佛是个非常情绪化的男士，风险厌恶度极高，而且是被宠惯的，谁对他好、他就投入谁的怀抱。据我们估算，过去20年里，中国的资本市场扩容了惊人的30倍! 而香港成为了吸引国际资本的主要通道，常年有约七成的国际资本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之前常被问到，如何能让国内城市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吸引力? 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 -- 1) 假如当地居民能够自由兑换外币；2) 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到约15%；3) 私人一旦购买房产，不再只有70年使用权、而是永久拥有；4) 把当地护照出国免签的国家从目前的70多个提升到170个，让国际交流通行无阻。这样的城市会不会让大家更趋之若鹜？沉思之余发现，中国已经有这样一个城市 -- 它的名字叫香港。
历来的地理选择，常不外乎两点，一是为了趋利，二是为了避害--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即使离乡背井、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找寻新的机会、逆天改命。与之对照，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因为动乱而引发大规模的人口(尤其是士族和读书人)的南迁，包括1) 西晋末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在王导、王敦兄弟的扶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2) 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迁，建立南唐；和3) 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立南宋。近代历史上，香港出现过三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风险规避；二战时，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可见，在动荡的大环境里，时代的一粒灰尘会成为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一座大山，而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居处，需要付出何其艰难的代价!
地利的形成，除了自然条件外，极大程度上还与人文及制度有关-- 譬如上海所以被称为魔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它吸收了多国的文化元素，融合成了其独特的鸡尾酒文化。在全球所有城市里，上海地铁里程世界第一，摩天大楼数量第一，口岸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咖啡店的数量也是第一；当年的法租界，现在成了知名的网红区，而以外滩为核心的英租界，是汇丰和AIG(友邦保险的前母公司)等知名国际领袖的发祥地，与陆家嘴交相辉映，成就了中国的金融中心，形成了"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参见作者的前作，"我和我的家乡")。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深圳，因为政策优势，它从一个渔村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特区，在1980年特区刚成立时，其GDP仅为2.7亿元、人口仅30多万，而到去年底的短短42年里，其经济体量增加了惊人的近一万两千倍! 当我们惊叹于"春天的故事"的同时，应该认识到，深圳崛起的核心不在于地理优势、而在于制度优势 -- 尊重市场、尊重创新、尊重规则，把人们的创造力和致富热情充分激发出来，从而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应如何看待地理的选择? 有几个观察可以分享：
第一，地点的选择要帮助对冲-- 目前的大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经济前景、还是国际冲突)，所以要尽量选择和营造平稳安定的小环境，把风险最小化、稳定性最大化，才可以让小环境的相对安定来对冲大环境的波动；如果小环境也同样动荡，那不是对冲，而是共振，会造成内外双重的冲击。
第二，Peter Thiel在其著作《从0到1》中指出，从0到1，需要创新，而从1到100，则需要全球化。科技的进步 -- 无论是第2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便利、还是第3次工业革命促进的通讯的发达，曾使地域差距逐步缩小；但目前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使地域差距再次被放大，既然天时最难把握、人和其次，就一定要牢牢把握好地利这唯一有相对确定性的选项。
第三，地域选择非常个性化，每个人均有不同标准，如同穿鞋，旁人可以评价鞋子是否漂亮，但穿在脚上是否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因此内心的舒适度和幸福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根据80/20定律，如果80%的幸福感是由内心营造的话，环境会贡献余下的20% -- 对多数人而言，大到选择常住的国家、城市，小到栖息的社区和周边环境，都会成为你记忆的一部分，无论美好、无论纠结；能改变的是你生活的小环境，不会改变的是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梦想和信念还在，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
作者简介：
季卫东博士为“全明星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该基金专注于投资中国新经济行业的冠军，并通过其吸引的“明星投资人”为企业带来增值。目前管理超过百亿人民币等量的境外资产，已投资的领袖企业包括小米、滴滴出行、商汤科技、满帮、陆金所、Grab(东南亚的“滴滴打车”加"美团")、途家（中国版的Airbnb）、哈啰出行、丰巢、天鹅到家(即“58家政")和Fiture(中国智能健身业领袖)等。季博士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及亚洲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投资研究负责人，参与众多知名企业的上市工作，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他在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并被“金融时报”评为亚洲软件与服务产业第一的选股专家（No. 1 Stockpicker)及Asiamoney软件和互联网业的亚洲第一团队。他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MBA学位(院长名誉榜)，他从复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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